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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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6 作者:葉志明 來源:《文匯報》

揭開南京大屠殺最原始真相,他率團隊走遍全球,主編72卷4000萬字史料集!

—— 訪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


早晨,太陽東昇,薄霧漸散。南京大學鼓樓校區,操場、綠地上還有健走、打拳的早練者身影,張憲文教授已早早來到17樓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推開自己辦公室的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張老師有在辦公室工作的習慣,而且來得很早。儘管已是85歲高齡,他完全可以像那些民國舊樓邊習練太極拳的老者一樣,享受舒適寧靜的晚年生活,但是張老師依然很忙碌。前一天,他在這裏接待了徐州來的一位學者;接下來,他還要參加南京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並做主旨演講,研討會的主題是"歷史•和平•發展:多元視域下日本侵華與南京大屠殺研究"。這位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還擔任着南京大屠殺史和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早已從教學崗位退下來的他,依然在學術一線跋涉前行。從《中華民國史綱》《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蔣介石全傳》《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中華民國史》(四卷本),到《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殺全史》(全三冊)、《中華民國專題史》(18卷),以及"日軍細菌戰海內外史料整理與研究""抗日戰爭專題研究一百卷"和《南京大屠殺史》日文版、英文版、韓文版等,他為我國曆史學領域開拓了一片又一片疆域,樹立了一座又一座豐碑。

南窗的陽光慢慢移動。滿頭銀絲的張教授精神矍鑠,4個多小時的採訪中,他絲毫不顯疲憊。他的講述從最近在浙江湖州的一次講課開頭,他説,自己64年的學術生涯反映了歷史學科研究的艱難歷程。語速不疾不慢,山東泰安口音聽起來頗感親切,敍述的風格一如他倡導的史學研究冷靜客觀、脈絡清晰。他把自己比作"冷血動物":歷史學研究就是要冷靜、理性;但是"冷血"的歷史學者同樣需要熱血情懷,探究史料、打撈真相,擔當起為國家民族服務的歷史責任。


學歷史是一次"歷史的誤會"


在求學時參與南京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以此為內容的畢業論文送北京參展


張憲文教授稱自己為"泰山之子"。他出生於泰山腳下的泰安,少年求學的時光大多在徐州度過。青少年時,雖然喜歡聽故事、聽説書,譬如"七俠五義"等,崇拜梁山好漢,但是對學歷史"沒感覺"。他學歷史是一次"歷史的誤會"。

1954年考大學時,他報的志願是北京、上海、瀋陽的三所財經學院,都是財經專業,立志投身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記得發榜的那天,他特意去買了當天的《解放日報》。因為當時的發榜名單全部刊登在這份華東局的報紙上。他在那三所學校的錄取名單中連看三遍,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心想這個志願是供參考的,會不會被其他學校錄取了。再看看別的學校的名單,突然在南京大學發現了自己的名字,又生怕是同名同姓。

苦等三天,終於等來了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歷史系致新生的歡迎信。就這樣,與南大,與歷史學,他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大學四年,他説對學歷史的目的仍然不甚了了,但學習態度還是認真的。他對考古慢慢有了興趣,四年級時還參加了南京博物院關於南京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掘,他以此為內容的畢業論文被選送至北京參加全國高校勤工儉學成果展覽,還被《考古學報》看中準備發表,後因博物院不同意而作罷。正當他滿心期待畢業後從事自己喜歡的考古工作時,他接到了留校的通知,而報到第一天就被安排教中國現代史。從最喜歡的考古一下被拉到最難的中國現代史教學,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被安排"。

頻繁的政治運動以及十年"文革",使得張憲文前20年學術生涯難有作為,緊張的政治氣氛讓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極不正常。他説,那個年代從事中國現代史教學和研究,幾乎是"將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事,一言不慎即可能招來災禍。"文革"結束,撥亂反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歷史學科也迎來了春天。也是在這一年,他接受了一項編寫國慶30週年叢書關於"渡江戰役和南京解放"選題的任務。


"我們這代人是'拓荒者'"


       人到中年,他的轉型之路十分艱難,以"過渡性"體系和 "半步走"策略編寫中華民國史教材


如果説前兩次轉變是被動的,那這次"轉型"則是張憲文的主動選擇。早在50年代,周恩來就提出要研究民國史。到1972年,周恩來提出要編寫中華民國史。那時,張憲文和南大的幾位教師在帶領工農兵大學生下廠下鄉勞動之餘,參與了江蘇籍民國人物的研究並撰寫了人物傳記,後來還承擔了《中華民國史》(多卷本)的"抗日戰爭卷"編寫。1979年3月底至4月初,第六個五年計劃歷史學規劃會議在成都舉行。在這次具有里程碑和劃時代意義的"成都會議"上,民國史研究規劃首次提出了"蔣介石研究"的課題。一向行事謹慎的張憲文認領了這一課題,他還建議蘇、滬、浙三地協同開展此課題研究。

人到中年,張憲文的轉型之路十分艱難。中斷了多年的高考得到恢復,學術交流日趨活躍,歷史教學也漸入正軌。1982年,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開始招收中華民國史方向的碩士生。在張憲文看來,編一部民國史教材就顯得很有必要,但民國史研究依然是敏感領域,許多觀點、許多人物被長期政治化標籤化,雷區多多、風險很大。張憲文赴京請教權威名家,協商合作編一部簡明中華民國史教材。合作編書的提議被否決,得到的答覆是,當時的重要任務是整理資料,開展專題研究,編教材時機不成熟。

返回南京後,張憲文和幾位教師研究決定,還是要編一部中華民國史教材,以應對研究生培養的需要。他邀請了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社科院及南京大學的教師,着手編寫《中華民國史綱》。他們首先決定採用一個"過渡性"的新的民國史框架體系,採用大量未曾公佈過的新檔案、新史料。編寫人員花了近一個月,整天泡在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閲檔案目錄。約50萬字的書稿陸陸續續交來,從1984年6月到1985年2月,張憲文花費8個月時間統稿修改,每天伏案工作十七八個小時,逐字逐句,對每一條史料、每一個觀點,反覆推敲。他説,在當時中華民國史還不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情況下,一定要用第一手史料,史料一定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同時,張憲文教授制定了"半步走"的策略,對一些歷史認識採用循序漸進的辦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就走"半步",能走出去就是進步。他説:"我當時形容,如果一輛汽車轉彎,開得太快、轉得太急,就容易翻車,所謂'半步走'就是慢慢地轉彎。要使社會上都能接受,那個時候很艱難。"

《中華民國史綱》1985年10月出版,受到了國內外史學界許多好評和中外有關方面的廣泛關注,被評論為"是一部嚴肅認真的歷史著作","擺脱了'左'的思想影響",在"民國史研究範疇內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是"近幾年來史學研究中的一件喜事"。此後,海內外媒體進行了大量的報道,美聯社記者還專門採訪張憲文。

在後來的學術小傳中,張憲文教授描寫了他當時的心路歷程。他説:"《史綱》讓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這是我從未有過的艱難付出,要糾正那麼多的錯誤認識和不當觀點,必須有充分的史料根據、無畏的學術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為此,既耗神,又要謹慎行事。歷史認識既要前進,又要經得起不同聲音的質疑甚至被否定。應該説《史綱》在那個年代做出了歷史貢獻。"談及四十多年來研究民國史的艱難,張憲文教授説:"民國史過去是'荒地',我們這一批老師做了'開荒'工作,推動了民國史研究。"


最早提出抗戰始於1931年


       他的每一次前進,都會解開一個新的發現,深耕細作,開疆闢土


從40年前的這次轉型開始,張憲文一直致力於民國史研究這一方學術領域,堅守至今、心無旁騖。他的每一次前進,都會解開一個新的發現,推動一項新的重大課題研究。他深耕細作、開疆闢土,將40年前誰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學術禁區、荒蕪之地打理得風生水起、生機盎然。

在編寫《中華民國史綱》的進程中,張憲文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閲了大量抗日戰爭的檔案,感到正面戰場許多戰役雖然失敗了,但是大批中國軍人堅持抗戰、流血犧牲,他們的事蹟也是可歌可泣的,同樣值得紀念。一些先前受貶的戰役,中國軍人以弱敵強,有的全軍陣亡決不後退,有的犧牲軍人遺體都來不及清理,在檔案中都有真實記載。1984年,張憲文與陳謙平合著發表的《簡論台兒莊戰役》,是中國大陸最早研究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論文之一,引起了上層的高度重視,北京的軍事博物館抗日戰爭展陳也被要求增加了抗戰正面戰場的內容,盧溝橋抗戰紀念館也開始籌建。軍事博物館領導和專家還與張憲文探討展陳的修改方案,方案全面反映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擺正了兩個戰場互相支持和互相依存的關係。這一系列實事求是的做法,對《中華民國史綱》抗戰部分的編寫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同時在《史綱》完成後,他們又迅速投入抗戰正面戰場歷史的研究。1987年6月,在紀念抗戰全面爆發50週年前夕,《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書面世。他還承擔第七個社科規劃項目,帶領一批年輕學者完成了《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的編撰,最早提出了14年抗戰的歷史概念,開始全面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

在此前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南京大屠殺是發生於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華日軍攻入南京後製造的一起大規模的人類慘劇,包括大屠殺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壞暴行三大罪行。由於種種原因,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此前很少受到學界關注。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出現,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在教科書中極力歪曲中日戰爭史實,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從而引發了中國國內極大的關注。大屠殺倖存者曾舉行一系列會議控訴日軍暴行,1985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破土動工,張憲文應邀參加了破土儀式。


學者要有家國情懷、歷史責任


以"大師+團隊"模式帶領"大兵團作戰",體現了大視野、大格局


2000年,張憲文教授接手了社科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的南京大屠殺史料蒐羅整理工作這一任務。當時,經費是一個大問題。多方聯絡、尋求支持,可以説是一波三折頗不順利。有的回覆表示經費困難愛莫能助,有的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張憲文索性自報家門直接寫信給省領導,省裏後來回覆表示支持稱:"支持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這個項目,比支持寫一部小説更重要。"

張憲文迅速派出學者團隊赴海外收集史料,至2006年,他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28卷先期出版,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之後他又多次派人在國內外收集資料,2010年先後編輯出版了全部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編輯出版整整10年,組織了100多位學者,72卷總計4000萬字。團隊先後赴日、美、英、德、法、意、俄、西班牙等國家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的檔案館、圖書館、私人收藏機構等收集資料,整理、翻譯。

資料集彙編了世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目前能夠收集到的絕大部分史料,既有我國檔案館保存的戰役詳報、戰後清點損失的記錄、大屠殺倖存者證言,也有日本軍方的檔案、軍官的日記,更多的是第三方國家的外交部文件、外交官報告,在南京外籍人的文字、影像記錄,外國記者、媒體的新聞報道等。收集過程也有不少波折,在日本有些地方甚至遇到重重阻力。這個史料集的出版,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高度關注。日本外務省派員對張憲文進行採訪,隨後在官方網站上承認:不能否定日軍進入南京後,對城內非戰鬥人員進行的殺害和掠奪行為。

一萬次的謾罵,抵不上一個證據的發掘。這套《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鐵證,是當今中華民國史研究領域最具標誌性的成果。張憲文説,《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是一項重大的政治工程、學術工程,這4000萬字的第一手原始資料是日本侵略者製造南京大屠殺的鐵證,有力回擊了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種種謬論,維護了人類的尊嚴和人道主義精神,也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提供了豐富可靠的材料。隨後,學術團隊在掌握豐富史料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撰寫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全史》(全三冊),全書約110萬字,這既是南京大屠殺研究領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張憲文説:"我們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從過去材料很少,研究人員很少,幾十年來慢慢地發展到今天。這部史料集的出版,可以説是鐵證如山。這些原始的歷史材料充分説明南京大屠殺是板上釘釘的事,日本曾經在中國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容否認。"

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還在繼續。幾十年來,南京大屠殺研究範式實現了從求證到求實的轉變,研究視角實現了從單一到多元的轉變,研究方法和觀點不斷創新。2014年2月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決議的通過,使得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層面。2015年10月9日,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項目名單,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從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上升為全人類的記憶。

縱觀張憲文教授的學術生涯,嚴謹且洞察敏鋭,堅守並開拓創新,展現了歷史學家卓越的大師智慧和領導才能。他以卓有成效的"大師+團隊"的模式,開展"大兵團作戰",體現了他在歷史學術研究的大視野、大格局。他常説,歷史學者要像"冷血動物",要時刻保持客觀冷靜,才能作出好的研究,不能把情緒帶到研究中,要用歷史的語言,用事實和證據説話。歷史學的任務就是把不清楚的歷史問題弄清楚。歷史學者不能躲在書齋裏兩耳不聞窗外事,要擔當歷史責任,關注人民關注的、時代關注的,要有服務人民、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情懷。

(內容來源:《文匯報》,作者為文匯報駐江蘇記者葉志明